这种观点认为，该条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可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的宪法价值。
如是，庶第二到了宪政时期，我们即可达到基于学术的近代民主式的法治。政府亦应自觉其促进人民自由，实现宪政，达到近代民主式的法治的神圣使命，不可滥用职权，不必模仿法西斯的独裁。
其实行须具下列二条件：一，人民知识尚低，不能实行普遍民主。而与残酷不近人情的申韩式的法治迥不相同。有功虽疏贱必赏，有过虽近爱必诛就是人君制臣之二柄（见《韩非子》）。其人以德量为本，以法律为用，一切法令设施，目的在求道德的实现，谋人民的福利，则此种法治便可称为诸葛式的法治。这可谓道出了诸葛式法治的特点，充满了儒者的仁德，与申韩之术，根本不同，绝不可混为一谈。
又说为政必须有规矩，使奸民滑吏不得行其私。由此愈见真正的儒家，不惟不反对法治，甚且提倡法治，提倡诸葛一类型的法治。承接此提议，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治理白皮书》。
比如：2012年，重庆职工方洪因在微博上发表上批评性言论被劳动教养，法院认为，方洪在腾讯微博上发表的评论，虽然言辞不雅，但不属于散布谣言，也未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后果，更不具备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基本要件。[31] 2.网络规制论 国际的主流观点是主张网络人权要受到一定限制，但论证的理由各有不同,主要有三个： （1）网络主权说。其次，欧洲人权法院在The Sunday Times vs. UK 案中，明确了为法律所规定这一标准的两个基本要求是：第一，法律必须可充分获知（Accessible）：公民必须能够在法律规则所适用的一定案件的情况中获得充分指引，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2]2012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促进、保护和享有网络人权的决议》（Resolution on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申明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人们在互联网下所享有的权利在互联网上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尤其是言论自由，这项权利不论国界，可以通过自主选择的任何媒介行使。
如果没有报告而被执法部门发现的话，可能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带来一笔高额的罚款，第一次是处以5万美元，之后为10万美元。互联网监管机关不仅应当在规范性文件中设计出能够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民主权、参与权、知情权、获得救济权的程序，更应当在出台法律法规和重大行政决策作出之前，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公开征求意见，鼓励社会公众、利害关系人、专家、行业协会的广泛参与。
其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明确提出了网络自由理论（Internet Freedom），并将其作为主要外交政策之一。被告以原告方洪虚构事实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此决定违法。关于人格权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合法目的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在行政执法中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和结果公开制度。
在2013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久，甘肃省张家川县初三学生杨辉因发帖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当地警方援引该司法解释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引发社会各界对于该司法解释会导致警察滥用公权力的担忧。第二，网络监管力度的加强容易对网络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造成过度限制。关键词: 网络人权 三段论原则 合作规制 人权影响评估 在这个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更新的时代，网络和人权的关系更加紧密。2016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也强调要依法保障公民的互联网言论自由，继续完善为网民发表言论的服务，重视互联网反映的社情民意。
其二，手段和目的之间充分且相关（Relevant and Sufficient），合乎比例。比例原涵盖了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步骤，成为判断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有效工具。
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创新性，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监管机关人力和技术水平都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行政机关的刚性监管，往往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目前国际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对于网络人权是应该更多地强调自由和人权保护，还是更多地强调责任和限制。
2.比例原则 产生于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上的比例原则被尊奉为行政法上的帝王条款。2005 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提出，网络治理是指国家、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他们各自角色范围内制定和执行的原则、标准、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计划。他把互联网当成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无组织、无政府、无国界的数字空间，永远不受政府管辖。本文建议我国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对网络人权的限制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在互联网监管方面实现四个转变，即：从单中心监管到多主体治理的转变，从刚性监管到刚柔并济的转变，从集中整治模式到常态化监管的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并从立法和监管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法律要想使人们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必须在表达上具备准确性。比较以上三种理论，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论即网络限制说更为合理。
[21] 综观国际网络人权研究成果，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学术著作、论文，还有大量的研究报告、会议报告。[35]在Silver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内务部发给各监狱长的有关法令和指示因为没有公布，不能为囚犯所用，其内容在监狱须知的材料上也没有说明，因而不具有可获知性，不具备为法律所规定这一要件中法律一词的要求。
首先，在刑事层面，1998年《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法令》强制要求私营部门揭发违法行为。[1] 2011年5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Frank La Rue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了表达自由和互联网的报告。
这里的法包括制定法，也包括判例法。主要的代表理论有三种： 1.网络自由论 1996年，John Peny Barlow在线上讨论社区发表了致各国政府的一封信（也称虚拟空间独立宣言），宣称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在这里你们并不拥有主权，你们也没有伦理意义上的统治权，而且，你们也没有任何手段使我们感到必须受制于你们。
[9]Selian, A.N.在《信息通信技术在人权、民主和善治中发挥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强调个人、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应该利用ICT技术发展人权外交，积极互动交流。另一类属于私人利益，包括保障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获得的消息等。完善从平台建设、信息推广、公众参与到对于举报的反馈、处理再到处理结果的公开等完整的制度链条，最大程度地便利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舆论监督。我国学界对于网络人权的研究较少，而国际社会对于网络人权的理论阐释以及制度建构都已有不少成果。
[49]同样，2000年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要求。因此，在保障网络人权时，需要考虑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是否存在职权违法、程序违法等情形，该行为是否需要法律保留。
而对此建议的评估报告中，欧盟委员会称，合作规制意味着公共规制机构的适度介入，是公共规制机构与产业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的规制形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效率高的特点，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合作规制常常是达成目标较好的约束机制。[27] 同注17 [28] McCarthy D.R.，Open Networks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Anal（2011），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1): pp.89–111. [29] 同注21 [30] Joseph S. Nye，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9，88(4): 160–63. [31] Rebecca MacKinnon，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32]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2003. [33] 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3014/05). [34] Network neutrality: Insights gained by juxtaposing the US and Korea，20th ITS Biennial Conference，Rio de Janeiro，Brazil，30 Nov. - 03 Dec. 2014: The Net and the Internet - Emerging Markets and Policies. [35]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no.6538/74( ECtHR，April 26，1979). [36] 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37] Jacobs，White Ovey，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5-328. [38] Bettina Lange，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Law: Empirical versus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pp. 449-450 [39] John T. Scholz，Manag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dited by David Rosenbloom Richard D. Schwartz)， 1994，p.431. [40] Cary Coglianese and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eds.)，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2010，pp.146-153. [41] [美]朱迪. 弗里曼：《合作监管与新行政法》，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
（二）有效运用合作规制 国际上对于网络领域的规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政府规制（Statutory Regulation）、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和合作规制（Co-regulation）。鼓励特别程序适当时在其现有任务内考虑到这些问题。
[45]而在互联网领域，由于网络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内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纯由政府来进行规制是不符合实际的，而纯粹的自我规制又存在缺陷，因此合作规制就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选择。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一切行政活动的法律依据，均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如：行政法规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部门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另一种是通过网络实现自由（Freedom via the Internet）即通过互联网帮助一些个人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二是受限制的权利（Limited Right），即在明确且限定的情形下可以被限制，如自由权。
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也采取各种机制对网络进行规制，比如澳大利亚采取黑名单制度，越南、白俄罗斯以及我国采取了网络实名制，40个多国家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过滤。国际主流观点认为网络人权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但国际社会在限制网络人权时严格遵循三段论原则，有效运用合作规制，在进行网络人权立法时开展人权影响评估。
Thomas Cochrane在《网络空间的国家法律：成为压制互联网人权报告的动因》中探讨了政府压制网络关于酷刑报道对于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侵犯。2.2001-2009年，网络人权研究的发展阶段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带来的挑战的增多，学界的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开始关注对互联网的限制，互联网与民主、治理、外交的关系，如何保护网络人权等问题。
网民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不断加强。[25]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网络自由这一概念。